徐放鸣，原任职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对中国金融市场有所觊觎者无不对他恭敬有加，如今因为提供了一个手握核心财政金融审批权高官的蜕变标本，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徐放鸣以及在严格审批制下国家权力衍变为个人利益的过程，折射出管制权的含金量。
    金融司主管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与之对接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制订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以及外债的发行与管理制度等。徐放鸣身后靠着国家最大的粮仓，他本应该与李金华一样成为忠诚的看门狗，不料反而蜕变成仓中硕鼠。
    据《财经》报道，2001年徐放鸣在接受了总计12.8万美元的贿赂之后，利用职务之便为法国巴黎银行承销中国政府首批5.5亿欧元的政府债券大开方便之门。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书中载明，徐放鸣分四次收受北京诚奥达公司法人代表韩冰贿赂款总计人民币20万元、美元10.8万元；此外，徐放鸣还分三次收受一个名叫“刘敏”的女子给予的贿赂款，总计美元12.8万元，并为刘所在企业谋取了利益。受贿总计人民币215.3万余元。北京市高院判处徐放鸣有期徒刑13年。
    一出老掉牙的制度性悲剧。但徐放鸣涉及的案件，远比收受原巴黎银行职员刘敏的商业贿赂更复杂。
    徐放鸣在财政部高升的每一步都为其搭就了更高的利益阶梯。从1998年开始的中央机构改革，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等等，政府结构的每一次更新出乎意料地为徐放鸣们提供了无限宽广的敛财空间。1994年与农发行相伴而生的美禾公司，自1996年至1999年间，获得农发行租赁总额为9.2亿元的固定资产，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随着农发行分支机构急剧扩大，美禾利润水涨船高，成为标准的公立机构中的灰色寄生体。不仅如此，在1999年12月新一轮的股权转让中，美禾彻底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徐放鸣力荐的美禾大股东成功抽身而退。
    徐放鸣并不孤独，他背后有因为该起窝案翻船的农发行两任副行长，美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一个更为恶劣却更不被关注的法律边缘的灰色事件是财政部那群热心炒股的官员炮制的。审计署披露的审计报告显示，1998年6月，财政部原工交司部分人员在机构改革之前，利用职权，向民航总局等5家单位募集资金，成立中盛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中要求民航总局作为股东之一出资，并同意可以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中列支。截至1998年8月，共募集股本金9200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炒股。
    主管国家财政核心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成为国资的掏空者，纳税人收入的主要享用者，不知是不是管制经济腐败的极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表示，多年来，中央财政支出暗箱操作问题比较严重，今后审计部门将重点监督拥有二次分配权的集权部门，看来并非空穴来风。但似乎是奖赏，徐放鸣此后被任命为国家金融投资公司汇金公司的七名董事之一。
    徐放鸣案件的意义还在于，在强调中央政府令行禁止的今天，财政部的权力在扩大而非缩小，而制约机制远远赶不上权力扩张的步伐，靠审计署事后的独木支撑，恐怕只能抓住一两只硕鼠，无法抑制鼠患，毕竟审计署不是廉政公署。
    徐放鸣案件的第二件奇事是受贿者受到惩罚，行贿者却被轻轻放过。仿佛是示威，涉事的法国巴黎银行不仅在徐放鸣东窗事发后给刘敏升迁，此后刘敏更杳无音讯，而法院对于国外机构隐讳有加，在反商业贿赂如火如荼之际，既没有与OECD有关组织携手反腐，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示国内商业人士以一视同仁反对商业贿赂的决心与勇气，令人惊奇。
    这一案例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外商业机构道德高尚只是表象，他们在严厉的制约下才能循规蹈矩。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的以利益为先导的金钱游说团体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何其大。
    不管出于什么重大的外交或是经济理由，违反者不受追究，必然破坏这一目的本身。我们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个目的，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其实质就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法治精神，如今却以传统的“权谋之术”，将此目的轻轻放过，那么，以后外资企业的跨国商业贿赂，类似于张恩照、徐放鸣这样的案例将数不胜数。而我们面对的商业对手、政府机构将以同样的权谋来对待我们，这是一个不懈追求了现代化百年国家的政府所应为、所当为的吗？(编辑 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