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实际上与古代科举制度并无本质区别。这套制度是单一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趋向多中心的趋势，可以预料，被人们奉若神明的现行高考制度的瓦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科举考试乃是一种特权分配机制
官僚制度及相应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科举制度显然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平等性。众多论者都已指出，封建制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因为存在等级秩序。而在君主专制下，人人在君主之下平等，没有人享有特权。
但在封建制下，人是自由的，因为人并不受领主的意志支配，而是由“礼”或者“习惯法”所支配。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除了皇帝，所有人都丧失了自由，尤其是人身自由。君主专制下的形式上的平等，遮掩了一个比封建制下的不平等更可怕的绝对不平等：君主与所有其他人，官僚群体和平民群体的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官僚群体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封建制下领主的权力受习惯法(“礼”)约束，即使对封臣也没有生杀大权，但七品县官就可以随意杀死商人、平民，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他在执法时代表的是皇帝，而没有人能限制皇帝的权力。因此，担任官僚即获得了包括随意杀人在内的全部特权。这就使得科举制度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科举制度所维持的中国式平民政治，让每个平民在忍受权力之肆无忌惮之时，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智力游戏获得分享特权的机会。因此，科举考试乃是一种特权分配机制。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教育改变命运”，其意思也不过是说，教育给了一个平民分享特权的机会。
高考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中国开始近代化之后，科举制度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正常的近代化必然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化。
尽管近代民族国家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行政体系，因而在19世纪西方各国纷纷建立起文官制度。但是，这个文官体系却只是多元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而已。近代宪政主义框架下的政制结构、国家——社会关系、及社会内部，均具有多中心治理的倾向。也因此，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成熟，并没有重复秦之后中国的老路，出现科举制度。
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下。在我国，个人财产权被全部取缔后，一切人的生存都依赖于权力的分配之手。也因此，一切人要改变命运，甚至哪怕为了生存，也都依赖这种权力。通过高考，乃是成为干部、拥抱权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同时，计划体制剥夺了人们自由进入城市、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自由。所以，即使不想获得权力，而仅仅要进入城市、进入工业企业、以增加收入的人们，也必须参加高考。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高考是一种身份科举制，通过这种考试的人获得了分享国家给予的权力和高额收入、高额福利的身份。这样的高考制度，当然对于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不久，促使其瓦解的力量就开始逐渐发育了。
财政原因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70年代恢复高考，每年使大量人员具有“干部”身份，而这种身份意味着政府必须配给其权力，或者最起码配给一个有保障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但是，这些岗位都不可能无限供给。到80年代末，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官僚岗位，甚至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岗位也不能提供。
所有这些改革，让干部的身份红利有所减少。此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多中心发展。反过来，这样的高考也不再具有神圣的意味了，上大学本身也不再格外地让人羡慕。社会上几次形成了“读书无用论”的议论。请注意，此处所谓的“用”，乃是指读书的当官之用，获得特权之用。
近些年来，大学毕业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与以前的干部下海，恰成对比。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以来，政府的控制权力又呈现出强化的趋势，所谓的福利制度改革由于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反而增加了干部的福利收入，权力主导经济的模式也为官员提供了获取灰色、黑色收入的方便途径。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导致干部的特权性质加重。这些因素使得干部再度成为特权的载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考出现了再科举化的倾向，比如民众对于高考的形式公平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之强弱，恰恰可以作为衡量高考科举化的一个指标，高考的特权分配功能越强，人们就越是重视高考的公平，因为高考的红利特别高。
社会治理，知识并非最重要
科举制尽管促使人们狂热地投入教育中，但这种教育并不传授真正的知识。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诗赋，明清两代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同样，在典型的现代科举时代，高考的内容也与人们担任官员的职业需要没有关系。
因此，科举考试尽管在非常严格地考核考生们对某种知识的掌握，但这种知识其实是任意的。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维持一种形式化公平，找到一种尽可能客观的考核尺度，便于权力中心从无数抱着殷切希望的应考者中间选择出一批人，至于考核内容本身，反倒并不重要。现代高考如果改成考核诗赋，也一点都不荒唐。
即使科举真的能够促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仍然无助于社会之优良治理。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唯一标准的。
在一个多中心治理秩序中，教育的重要性绝达不到新、旧科举制度下那种畸形地步，这种制度让教育、考试成为获得权力的途径。控制社会的官僚机构以知识替代民意，以技术替代竞争，从而扼杀了社会的活力，而教育也因此被极度扭曲：教育变成应试教育，应试内容又悉由权力确定，成为一场纯粹的智力游戏，而内在地具有反文化、反道德、反智慧的倾向。因为，科举式教育是纯粹实利主义的，因而不可能认真地教导少年儿童以文化、道德与智慧。由此培养的一代代学生必然缺乏人文关怀、公民精神，更缺乏实践民主与自治的技艺。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大多数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需要什么学历门槛，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因此，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可以断言，随着民主、自治、市场的发育，教育终将走下权力支持的神坛，而趋向正常化。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直接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社会了。(编辑 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