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高效、透明、人性化。过去一个月，中国官方在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诸多打破常规，特事特办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
　　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官方在应对巨灾时的强大号召力以及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广泛赞誉。最高领导人身先士卒，坚持“生命高于一切”，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有舆论认为，众多的“前所未有”彰显了现代中国的萌生。
　　灾难是制度的试金石。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九成五的民众对政府此次的表现表示满意。五年来政府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肯定。二00三年SARS过后，官方开始构建应急管理机制，对官员的“问责制”全面建立。
　　但此次的“救灾效率”能否成为政府日常运行的常态，仍有待观察。毕竟仅仅凭借一次非常事件的非常应对，想要完全去除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痼疾，并不现实。
　　地震发生后，外电评论称，中国把“半个国务院搬到了灾区”。一方面表明了当局以民为本，心系百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现行“九龙治灾”模式下，综合抗灾救灾体制的缺失和专门应对机构的缺位。
　　专家认为，制定救灾基本法，实行依法救灾，已成当务之急。但《救灾法》酝酿超过十年，数易其稿，迄今仍未出台，与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尚未厘清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五次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由“瘦身”向“健美”转变。然而行政管理体制弊端仍在，有专家将其归纳为“四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今年“两会”期间，以破除部门利益分割，明确分工和权限，理顺职责，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开启大幕，民众对其寄以厚望。
　　但大部制改革将直接触动现时的部门利益，实施难度可想而知。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迄今仍未完成“三定”，实现挂牌中可见一斑。
　　这种难度在是次救灾中也有体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设九个工作组，牵涉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
　　群众生活组某部委的一名官员坦承，在帐篷等物资调运以及接受国际援助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单位之间有时意见并不统一；生产恢复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表示，协调方面费时颇多；救灾初期，有关方面调集的物资频频遭遇运输和接收难题。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阻力正渐趋加大，改革动力需进一步增强。而一个指挥顺畅、整合得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统一的政府，无疑将是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