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杀人权的政治制度。
　　建立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体现这一制度的旧西藏噶厦政府，是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专政工具。旧西藏噶厦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个基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建制)和宗(相当于现在的“县”)供职的官员，都是由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组成的，达赖喇嘛是总代表。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旧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就是集这两种职能于一身的统治工具，宗教与政权在这里得到紧密的结合。三大领主既用藏军、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来压迫广大农奴，又通过教权来压迫广大农奴。旧西藏的寺庙不仅成为三大领主使农奴就范的统治工具，而且本身直接压迫和剥削农奴，使农奴受到双重压迫。口口声声宣扬“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寺庙和上层僧侣，一方面在观念上禁锢广大农奴的思想，使农奴安于现状，忍受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凭借政教合一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赤裸裸地压迫、奴役广大农奴，不遗余力地吸食农奴的血汗乃至生命。这从甘丹寺赤降拉让的暴行就可以看出一斑，从108名苦主的控诉和1200名群众调查的材料看，有541人被打，其中165人被打伤致残，121人坐过监狱，89人被流放过，538人被逼当奴隶，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265户的亲人被活活打死或被用其他手段残害致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从19个庄园的不完全调查看，在几年间，支乌拉差役路上因伤、病、累、残或事故而死47人，被打死7人，逃离出去无法生活因病困而死的19人，支不起乌拉差役而逃跑的294人。散发着血腥气的这些数字，就是寺庙上层僧侣以“佛”的名义，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对“苦难众生的超度”。
　　政教相结合，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实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镇山之宝”，是三大领主维护其利益和森严的社会等级，更有效地压迫广大农奴，随心所欲地践踏广大农奴人权的重要工具。“法典”把人严格地划分为三等九级：“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员、下级军官以及三大领主所豢养的爪牙；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和奴隶。人与人之间这种法律上明确的不平等等级，实质上就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森严等级的制度化。在制度化的森严等级壁垒之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仅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更加强化，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甚至在说话时的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上都要分出双方地位的贵贱尊卑，从而置广大农奴和奴隶于非人的境地，永远在压迫和奴役之下活命。在这里，界限是如此的清楚和不可逾越，农奴和奴隶是没有任何人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