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我也成了网络购书者。本来,我对这种方式是相当不以为然的;就像旧时结婚,婚前全不知情,能有一个好结果吗?可是,网络开出的书单如同还在冒着冉冉热气的烧麦,要想抵制住诱惑实在是太难了。在这里,除去难觅心仪已久的旧书外,新书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大大地,美美地饕餮了一番,然后等候第二次。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推荐的书籍多有介绍,虽不解渴,聊胜于无,远远强过旧式婚姻。
    与这种方式相近的是邮购,感觉似乎比网络磨人。三联、万圣、风入松,曾是我投函问书之处。最难忘的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一顿饭能吃将近一斤,活活地要把生活质量吃下降。力气倒是好像用不完,上课、钻图书馆,连蒙带猜地读《楚辞》,颂《神曲》,感觉《浮士德》,竟然也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些乐趣。于是,以饥饿的造型等待邮购之书,那份向往,与等待恋人差可比拟。漫长的期盼,回馈我的是至深的喜悦。塞菲里斯、埃利蒂斯就是乘坐着空气,经过曲折幽暗的行旅,给我带来了希腊的阳光和大海的味道。当然,邮购所特有的小心翼翼,也铸就了错误,波兰诗人切·米沃什的诗集《拆散的笔记本》就此与我别过。后来,即使得到张曙光翻译的《米沃什诗集》,也不能安慰我比被揍扁的周星驰身体还破碎的心灵。
    最痛快,还是在书店徜徉,那种快乐和小时候进入儿童乐园差不多。你可以随便检阅、欣赏华美的、单纯的、深沉的、厚重的、时髦的、无聊的任何一本书,如果没有沉迷之感才叫见鬼。书店的诱惑如此之大,以致很多读书人不惜抛名毁誉,做出许多愚蠢的事来。孔乙己就不说了。一次,一个朋友谈起上初中时偷书的经过,让我听起来也觉震撼。两个品行和成绩优异的女生,抵制不住书的诱惑,而被早就练成火眼金睛的店员捕获。那份狼狈、那份痛苦,在她的内心烙上了深深的印迹。窃书肯定是不良行为,可是,若是只为读书,而非敛财,我还是抱有几分同情。在西宁,曾有某书店将窃书人员的单位、姓名张贴示众。我有幸观瞻,发现还有认识的。和十几年前相比,我已很少在书店看到店员批判窃书孩童、少年,这可能赖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零花钱的增长;更有可能的是,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在逐年递减。
    走进书店,尤其是在大城市,找到合乎自己口味的书店,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只有这时,心中才生出对生活在此地居民的嫉妒。嫉妒归嫉妒,MMD,让我一次爱个够。于是,行旅成了搬运。书籍很快占据了行囊的大部。这样痛快地“大吃大喝”,毕竟是少数。最日常化、也最实在的,仍然是在西宁的书店。这些书店就像多年的邻居,他家的油盐酱醋茶,你都基本清楚,随时都可小叙一番。
    不断在书店如同滚珠般穿梭的结果,是让书橱的空间日益逼仄。总有新的房客来临,敲敲尤瑟纳尔的背脊,拍拍北岛西川的肩膀,要求寻得自己一方憩息之地。有时,我看着自己可能会胀破的书橱,不免有身在小人国之感。一书一世界,这么多的世界挤在几片木板之间真是太危险了。《遗传学史》紧贴着《旁观者》,丁聪插图的《阿Q正传》骚扰着普拉斯的《钟罩》,昆德拉的《帷幕》与史铁生的《回忆与印象》似在轻声交流,一幅微观“国际村”“地球村”的模样。
    独坐书城自啸吟,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可是,有些伟大的读书人好像对这种梦想并不感兴趣。西蒙·德伏波娃说,她真正钟情的是法国国立图书馆;已经摆脱了独占的私欲,这位女权主义者的境界确实很高。我忘记从哪本书中读到,说钱钟书先生家中几近无书。钱先生说,需要书籍,他自会去图书馆查寻。钱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我们对他敬意更深。因为像他那样一生致学,把书藏在心中、脑中,化为自己思想的人,也如他的藏书般几近于无了。(编辑 彦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