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中科院考古所和青海省考古所对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开展了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2000年6月12日，考古队员在村民朱七十奴家避雨时，偶然发现并征集到一件青铜器时代齐家文化巨磬。该磬为石刀型，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中上部有一钻孔，青石质，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中最大的一块，被称为黄河磬王。通过利用黄金分割法对黄河磬王进行测算，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的规律，这又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发现。这说明齐家先民在制作器物时，在美感设计方面已作了充分的考虑，磬的造型与大小都是先民们精心制作的。《尔雅》云：“大磬谓之”，说明古时大磬有专门的名称。郭璞注说：“磬形似犁”，柳湾石磬正是这种造型。《淮南子》说：“禹以五音听致。”当时辅臣要见禹论道就响鼓，言义则撞钟，告事便振铎，报忧要击磬。各种乐器在理政时的功用非常明确。可见尧时就已建立了以乐治政的方式。金文和古籍的记述表明，磬为王室和诸侯专用的重器。鼍鼓和特磬是社会高层使用的礼乐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尚书·益稷》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生动地描述了远古人类使用石兽的宏大场景。
　　原始的音律比较简单，其基本因素是节奏，击石为乐极为方便。青海石磬，正是用石料制成的打击乐器之一，磬上的孔，是为系绳易挂而设计的，使其在被敲击时音色更加宏亮、清脆、悦耳动听。磬的问世是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同德宗日文化遗址出土陶埙一件。该器呈扁椭圆状，泥质为红褐色，顶端有一圆形吹孔，腹部设对称小孔两个，中空、平底，可吹出声调。另外，化隆回族自治县下半主洼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墓地出土陶埙一件。该器采用灰泥手制而成，中空。器物表面磨光，呈扁椭圆状，上端有一吹孔，腹部设对称小孔四个，可吹出声调，下端有钮，钮上一孔，为系绳之用。《史记·乐书·索隐》记载：“埙，以土为之，大如鹅子，形锤，吹之为声。”埙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姜寨遗址中均有出土。对半坡一音孔陶埙进行测音，运用全开和全闭两种按孔法换角度吹奏，可吹出四种不同频率的乐音。而青海陶埙设有三孔与五孔，虽未作过测音试验，但估计至少也应有四个不同频率的乐音。20世纪50年代，我省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青铜器时代诺木洪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骨哨，该器采用兽骨加工磨制而成，管状。一端磨有一个扁圆小孔，外壁中部有一圆形刻槽，为系绳携带设计。另外，在青铜器时代卡约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件磨制的石哨，呈三角形，器物的两面设有钻孔与中间一吹孔相通，这两件石哨均吹之有声。
　　从我省出土的古代乐器来看，打击乐器的陶鼓与石磬，只能敲出单调的节奏。而吹奏乐器中的埙与哨，则出现了多音阶，使古乐器的音质朝着完美的方面迈进。它们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定音到定音，由个别的单音到多音。这种发展趋势正好符合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20世90年代，在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青铜器时代诺木洪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骨笛，残长8厘米，上面穿有直径0.4厘米的孔四个，孔距为1.2、1.3和2.7厘米。这种骨笛在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遗址的卡约文化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件，残长15.4厘米，穿有八个小孔，孔径也是0.4，小孔分两组，一组第1—第5孔(自左而右)孔距1.1—1.3厘米，另一组第6—第8孔，孔距为0.8—0.9厘米，第5与第6两孔之间相距为1.9厘米，为两组孔的分界。
　　从青海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到青铜器时代的卡约、诺木洪文化；从舞蹈纹彩陶盆到打击乐的陶鼓；从打击乐的石磬到吹奏乐的陶埙；再从吹奏乐的陶埙到管乐的骨笛，都有力地说明西部高原原始舞乐活动是极为丰富的。
　　以上这些材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甚至更早一个时期，我国的原始舞乐活动就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祖国大地上走过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记录下了原始先民们艰苦创业的每一步前进的脚印，无论是陶盆、陶鼓还是陶埙、骨笛，都抒发着先民们的感情和思绪，鼓舞着先民们的斗志和战胜自然的信心，从而发挥出它们特有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