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圣域
三江源上放牛

　　

书法

　　语言作为民族的特征，应有严格的规范性。这种规范不是君主的权威规定，而是历史发展的约定俗成。由于民族的复杂性和地域的确定性，在民族语言的主流规范下，还有十分活跃的个体语言次规范性。这使得民族语言在主流共享的同时，又有各民族语言、各地区语言（方言）的自由交往，违反了主流语言和次主流语言的规范，算不上犯法，但确实行不通，因为听不懂。所以，人们在语言上是“守法”的。
    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也是历史发展的“约定俗成”。但文字作为语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其“俗成”是五光十色的。在“俗成”阶段，对自然之物的描状，可能大同小异，而对心理状态的描写，则会各赋其形。再说，民族、地域、习俗的千差万别，导致文字差别谬之甚远。这种众说纷纭的文字形象，如何会明白地表达一物一事呢？这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件令当政者、行文者伤脑筋的事。因此，历史就要求文字要有一个“约定”，即在某一相对完整的区域内规范。所以秦朝颁发诏版“壹”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分批公布“简化字”标准方案。
    书法是文字与书写者性情的表达方式。写毛笔字也好还是用什么笔写字也好，首先要把字写对，也就是要规范。无论是篆隶楷行草，在总体上要规范，尤其对今人来说，要写得对，才能识得。书法专业圈子里，有些变异字，也要求有来由，虽不规范，但经揣摩后能够理解。再者，唐楷可以被理解为又一次“壹文字”，因它在无法令的情况下规范了汉字的结构和形制，并通行于今，是“虽无令而法自在”。在楷书立范的同时，各种书体仍在自由地活动和生动地发展，这是人们生活中便利和情趣的个性需求所致。
    在书法中，规矩和自由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我们写字既要讲法度，又要讲性情，始称相得益彰。犹如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既要讲普通话，又带有方言或民族语言色彩，既言之有物又各成语气那样地生动。所以，写字，写书法，法度规矩是不能丢的；自由、性情也是不能没有的。不能一讲法度就是僵硬死板的横平竖直，也不能一讲性情就要打破法度。前人说“楷不楷，草不草”，就是讲楷书也是讲性情的，草书也是讲法度的。就楷书来说，初唐虞欧薛褚、中唐颜柳、元之赵，这些楷书巨匠法度森严，之所以面目不同，则是性情使然。孙过庭讲草书的“形质、性情”，草书也是有法度的，绝不是肆意妄为的“潦草之书”。
    学楷书，都觉得学法度难，学性情更难。法度犹如建筑构架，写字犹如土法上马，稍有疏忽则失力失衡，面目便丑，且望帖生畏，缩手缩脚，实为字奴，何谈性情。但若能够长期坚持，细心读帖，领略帖手笔意，训练胆略，把握字的点画结构姿态，大胆落笔，追求砍瓜切菜、畅快淋漓的书写快感，楷书的性情也就在其中了。再加上个人的喜好，法度和性情也就容易形成自家风格。因此，法度与性情只能共铸，不能失之偏颇。既不能死守法度亡性情，也不能滥玩性情失法度，最好是守法度，得性情，就跟我们的语言交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