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获赠刘枫文存《情满江海》,读后感触良多。这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上百万字的沉甸甸之作,顾名思义,寄托了刘枫同志对其第二故乡―――青海、浙江的缕缕情愫,记录了他自1961年至2007年在两地的工作历程。这部著作内容极丰富,涵盖了相隔千里之外的江河源头和东海之滨有关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既有贴近现实的调查报告,更有高屋建瓴的探索思考。在文字(讲话)发表的当时固然产生了积极的应时效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今天读来依然有其绵长的借鉴意义,成为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对于这部书作全面评介,非区区一篇短文所能承担。这里,我只能从个人爱好的角度,在文化的范畴中,就“文存”中所透露出来的书卷气息、文人韵味谈点感受。
　　刘枫同志自幼喜爱文学,1957年考进北大中文系,后来转入人大新闻系在毕业后从事新闻专业,其后又以笔杆子身份从政,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无论在校还是工作期间,其好读书的习性始终如一,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这般经年累月的文化蓄积,不仅反映在“文存”内未收入的刘枫同志创作的诗词、剧本、散文等文学和其他书法作品中,就是在这部以职务性文稿为主编选的《情满江海》内,也可在行文中,读出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浓烈的书卷气息。在他离开校园不久、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闻工作者时,就连续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思想评论。它们在联系现实的同时,无不引经据典以古代的人事来论证当今问题的所在。如在《疾风与劲草》中,叙述了东汉王霸垂危之际仍然效忠于刘秀的史实,以“疾风知劲草”的典故来比喻化隆回族自治县群众坚定地开发山区的创业精神。在《要听老实话》一文中,先后引用了《资治通鉴》齐宣王对说真话的即墨长官和说假话的阿地长官的奖惩,以及《汉书》中“曲突徙薪”的故事,说明听老实话的重要性。这“说真话”和“听真话”的为人为官的基本要求,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而在刘枫同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职西宁市市委书记后,他不仅效法《醉翁亭记》,为西宁市的凤凰山风景区以文言文写下了古朴的《凤凰亭记》;还针对当时正迫于眉睫的人才问题翻检大量的古籍,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一文。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广征博引,从《贞观政要》、《新唐书》、《旧唐书》、《帝苑》等十余种典籍中检寻出丰富的材料,论述了唐太宗“任官唯贤、才行兼备”“广开才路、博揽贤才”“才行不至、虽亲不用”等多方面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它既展示了一个领导者古为今用、在新时期对我们干部政策的思考;也能从中看出作者本身对历史的熟谙、具有深厚的国学底蕴。记得此文在《现代人》杂志发表的前后,刘枫同志还与他人合作,以唐太宗用人之事为题材写过一个剧本,发表在《雪莲》杂志上。领导干部参与编剧,这对当时的青海文艺工作者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在文艺界一时传为佳话。
　　刘枫同志对文化事业一直非常关心。“文存”共选录作品252篇,其中与文化直接有关的就将近40篇,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居多。当然,这里边含有“分工主管”的职责因素。但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们不是泛泛而谈的应景之作,而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有着真知灼见的讲话。《繁荣青海文艺事业的几个问题》是刘枫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1989年1月21日在青海省第三次文代会上的祝词。记得为了准备这篇讲话,他当时不仅约见我们几个省文联的人员谈话,了解情况,还广泛征求他在文艺界各方面朋友的意见。所以“祝词”中所论述的几个问题,诸如“创造民主、团结、和谐的环境”、“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旧的思维方式”,确实是鞭辟入里、点到了青海文艺界其时的要穴。刘枫同志调任浙江不久,就连续在浙江省第三次文代会和第四次作代会上作了讲话。虽然他到职时间还短,却为此作了详尽的调查精心的准备。正由于情况掌握充分,有的放矢,这两个讲话反响很好。从“文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浙江省的文艺创作特别是“五个一工程”、对小百花剧团的发展、对创建兰亭书画院以及保护文物、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等方面,刘枫同志都发表过很多精当的指导意见。浙江是我的故乡,文化界有不少我的老同学。从他们口中得知,刘枫同志作为兼管文化口的省委副书记,指导及时,工作到位,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口碑极佳。
　　近年来,刘枫同志虽然从浙江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灼热的为民之心始终未变。不仅继续做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还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停止征收农业税的建议”等以民为本的提案。同时由于政务活动的相对减少,对于他所喜爱并熟悉的文化事业涉足就更为频繁。一是大力推进茶文化的建设,除身兼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一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以外,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确定茶为‘国饮’的建议”。短短数年内,又有近十篇关于茶文化的文字问世,为中国的茶经济、茶文化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二是呼吁保护京杭大运河和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不辞辛劳地全线考察了京杭大运河,积极推动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而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他在书法上的成就。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缠身于“革命”忙于大批大斗之际,刘枫同志就潜心书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其后更是笔不离身勤习不已,在从政之余经常挥毫作书。我在回浙时,在杭城仿古街曾见到他为“开明画院”题写的匾额(刘枫同志是开明画院名誉院长),也曾获得过他的手书“笔耕乐”。刘枫同志的行书俊骨逸韵有董书遗风,沉着明快具米书气势,颇为时人看重。我国文人传统素来将书法与茶艺联为一体。对书法与茶文化均情有独钟的刘枫同志身体力行,近年来殚精竭虑,与“茶神”共遨游,出版了《刘枫书陆羽茶经卷》。这在书界、茶界可谓一大雅之举。
　　杨汝岱同志在《情满江海―――刘枫文存》的“序言”中说得好:“领导干部退下来后,应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实地过好晚年生活,让绚丽的晚霞辉映人生的乐章。”当作为领导干部的刘枫同志逐渐地隐退于人们的视线时,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个儒雅的文人正坚实地向我们走来。